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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 中爱游戏- AYX爱游戏体育官方网站- 体育APP国的养老金抗议与工人集体行动的变化特征

2025-10-21 08: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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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社会学家一直试图掌握工人集体行动的本质。Tilly 将集体行动分为自卫性和进攻性两种。自卫性行动,像 19 世纪意大利南部农民重新占领土地一般,是一种在其他人挑战或侵犯他们时重申既定的主张 。相反,进攻性的集体行动寻求建立新的要求,超越先前建立的标准,主要表现为工人在罢工时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与 Tilly 一样,Franzosi 也认为,前工业时代的集体行动主要是 “被动的”、“向后看的 ”和 “自卫性的”,而自 20 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集体行动则是 “主动的”、“向前看的 ”和 “进攻性的”,这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工资关系的巩固。然而,Stearns 认为,将工业革命前的集体行动等同于被动行动,或将现代集体行动等同于主动行动都是不恰当的。他认为,20 世纪的集体行动要么是被动的,要么是主动的,要么是自卫性的,要么是进攻性的,这取决于工人是要求恢复过去的标准,还是要求获得高于当前水平的待遇。

  我们试图从劳动过程理论(labour process theories)中汲取灵感,更深且更广地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集体行动。劳动过程理论重视资本主义运作的两个范畴。劳动过程研究将生产范畴定义为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占有与遮蔽*相关的过程。资本家的支配地位建立在他们攫取工人们在工作中产生的剩余价值的能力之上,资本家对社会的影响亦建立在他们对生产范畴的控制之上。与生产范畴相关的问题众多,包括工资和工作时间。而再生产领域涉及如何再生产劳动力这一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以维持未来的生产和资本积累, 也就是说,关乎“所有生产与交换赖以存在的共同体之创造与维持”。与再生产范畴相关的问题包括职业教育、儿童照护、养老金和福利。

  Thompson 是另一位劳动过程理论家,他提出了 “生产政治 ”和 “全球政治 ”的概念。生产政治涉及生产领域和作为工作关系的剥削、控制和工资-劳动谈判的表现形式。全球政治指的是生产关系与再生产关系的结合,其关注点超越了生产范围,涉及到与劳动力再生产有关的更广泛的问题 ,因为它们包括与剩余产品的所有权、占有和分配--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层面相关的问题。Webster 进一步发展了 Thompson 提出的这些概念,他指出,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南非的车间管理活动提出了两类要求:一类与 Thompson 的生产政治有关,涉及工资谈判和财务透明度;另一类与全球政治有关,侧重于 “劳动力的再生产”,涉及养老金、住房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最后,我们在本研究中将养老金归入再生产领域。养老金政策划定了现役劳动力与退休劳动力之间的界限,并有助于用适合资本积累的“新鲜血液”替代不适任的劳动力。养老金的提供有助于“驯服并稳定劳动力,为资本提供技术娴熟、顺从听命的工人”。一些人将养老金视为“延迟支付的工资”,并因而将其归于生产领域;然而,我们同意其他研究的看法,认为养老金的主要特征属于再生产领域。首先,在许多国家,养老金并非完全由雇主出资或管理。将养老金视为“延迟工资”的观念,无法反映国家在提供老年保障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其次,一些学者主张应为失业者和承担无偿家务劳动的家庭主妇提供老年保障。从概念上讲,将养老金等同于延迟工资,会将无偿劳动者排除在养老金权益之外。

  我们采用工业社会学家提倡的多案例方法分析了两起养老金抗议活动。A 工厂位于深圳,生产自行车灯。它成立于 1995 年,是一家有限公司,由一家台湾公司所有。其客户主要来自欧洲,工厂有约 100 名工人。X 工厂位于广州,约有 6600 名工人,生产电子产品。该厂成立于 1984 年,注册为集体所有制(collective ownership)企业。其母公司是一家日本跨国公司,业务遍及亚洲、欧洲和北美。这两个案例分别发生在珠三角两个不同的特大城市和两个不同的重要行业。近年来,电子产业占中国整体贸易的 30% 以上,而中国也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国。此外,这两个案例涉及日本和台湾投资者,这两地位列两个国家是目前(2018年1月)为止中国前五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

  2015 年 5 月 11 日,一群罢工者前往区政府办公室递交请愿信,但官员告诉他们,A 工厂已依法行事。同一天,工厂派了一群人试图从工人占据的工厂里搬走成品自行车灯。罢工者设法阻止了他们的行动,但一些罢工者在冲突中受伤。两天后,工厂贴出通知,宣布开除八名工人代表中的六名,称他们领导罢工,制造事端。同一天,当地派出所派出约 100 名警察前往 A 工厂,帮助公司运送自行车灯,罢工者再次试图阻止。警察逮捕了九名工人,其中包括七名工人代表,理由是他们 “扰乱了生产秩序”。其他罢工者前往区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他们还发起联名请愿,要求让被解雇的工人复职。警方在 24 小时内释放了 9 名被拘留工人中的 7 人,并将另外 2 人(包括一名工人代表)行政拘留 7 天。

  2013 年 9 月,X 工厂的两名工人得知,附近一家日本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补缴养老保险,工厂最终同意支付过去几年拖欠的所有保险费用。这两名工人迅速将这一消息传给了 X 工厂的同事。年轻的工人对此事不甚关心,但年长的女工却很关注,因为她们即将退休。年长的女工们联系了各种有资源的人和组织,询问有关养老保险制度的情况。其中一位女性是低级主管,从基层做起,2011 年晋升到现在的职位。她在 X 工厂工作了 20 年,但公司直到 2011 年才开始为她购买养老保险。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工人(及其雇主)必须缴纳至少 15 年的养老保险,才有资格领取养老金。因此,如果工厂拒绝为她缴纳所有保险费用,这位下级主管还需要工作 12 年才能领取养老金。她说:

  一些资深女工向非政府劳工组织求助,该组织向她们介绍了工人的养老金权利和养老金相关法规。后来,这群女工开始告知并组织她们的同事,尤其是那些资历较深、认为这个问题与她们的情况相关的女工。包括几百名资深工人在内的 1500 多名工人,要求工厂补缴养老保险费。工人们还向劳动局和区、市级工会发出了投诉信,敦促他们采取纠正措施。此外,工人们还向工厂发出了 “集体谈判邀请函”,并选出了 12 名谈判代表。2013 年底,经过多次谈判,X 工厂同意补缴 2002 年以来的养老保险费。这一补缴方案在不同年份入职的工人之间造成了明显的分化。2002 年之后被 X 工厂雇佣的工人大多对公司的提议表示满意,但 2002 年之前入职的工人则坚持认为工厂损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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